第340章 黑河遗恨

　　2005年的冬天，李小兵踏着齐膝的积雪，终于找到了这个在地图上已被抹去的地方。

　　他是从沈阳来的，带着父亲临终前模糊的嘱托。“去黑河看看，咱家根在那儿。”父亲李建国说这话时，干裂的嘴唇哆嗦着，眼里有种小兵读不懂的东西。

　　知青点比他想得更破败。几排土坯房塌了大半，唯有最里头那间还倔强地立着，像是专程等他。木门虚掩着，小兵一推，积雪簌簌落下，迷了他的眼。

　　屋里寒气逼人，土炕上的苇席烂了大半，露出底下黑黄的棉絮。墙角结着蛛网，一只灰鼠倏地窜走。小兵放下背包，开始翻找——不是寻宝，只是想找到一点能连接他与父亲的痕迹。

　　在炕洞深处，他摸到了一个硬物。

　　是个铁皮盒子，锈得厉害。小兵费了好大劲才撬开，里面是一本用油布包着的日记本，封皮已经脆化，轻轻一碰就掉渣。

　　他小心翼翼地翻开第一页。

　　“1975年10月15日。今天是我在黑河的第三个冬天。大雪封山，我们无事可做，围着火炉听老赵讲鬼故事。他说这地方日伪时期是乱葬岗，夜里常有哭声。周胜利笑他迷信，我却信。有些东西，看不见不代表不存在。”

　　小兵一页页翻下去。日记主人叫王卫东，哈尔滨人，1973年下乡到此。起初记录的多是知青生活——垦荒、学习、同伴间的趣事。字里行间透着年轻人特有的朝气。

　　变化发生在1976年。

　　“4月18日。我又看见周胜利偷偷收听敌台了。这是第三次。他说只是好奇，听两句就关。我相信他，可是...上级已经找我谈话了。说我有觉悟，应该积极向组织靠拢。我该怎么办？”

　　接下来的几页被撕掉了。再往后，笔迹变得凌乱颤抖。

　　“5月2日。我举报了胜利。他们说他会被送去劳改。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

　　“5月14日。胜利死了。他们在河里发现了他的尸体。老赵说他是自杀的，脖子上还挂着那个收音机。我完了，是我杀了他。”

　　日记到这里越发混乱，有些页面上有深色的污渍，像是泪痕，又像是血。

　　“他们都说这里闹鬼。昨晚我听见有人敲我窗户，出去看却什么都没有。是胜利吗？是他回来了吗？”

　　小兵合上日记，胸口发闷。窗外天色已暗，风雪更大了。他决定在这里过夜——最后一班回县城的车早就开了。

　　他生起带来的固体酒精炉，啃着冷硬的馒头，继续读那本日记。

　　后面几乎全是王卫东的忏悔和越来越严重的幻觉。他写道自己常在夜里听见脚步声，看见窗外有人影，同屋的知青都说他疯了。1976年底，日记戛然而止，最后一页只有潦草的三个字：“他来了”。

　　小兵把日记塞回铁盒，和衣躺上土炕。寒冷像针一样刺透羽绒服，他蜷缩着，许久才入睡。

　　不知过了多久，一阵刺骨的寒意把他冻醒。

　　酒精炉早已熄灭，月光透过破窗，在炕前投下斑驳的影子。小兵猛地发现，炕沿上坐着一个人。

　　那人背对着他，穿着破旧的军大衣，肩膀微微耸动，发出压抑的啜泣。那哭声不大，却钻心刺骨，充满了绝望和悔恨。

　　小兵浑身僵硬，想动，动不了；想叫，叫不出。

　　“你...你是谁？”他终于挤出一句话，声音嘶哑得不像是自己的。

　　哭声停了。

　　那人缓缓地、极其缓慢地转过身来。

　　月光照在他脸上——如果那还能称为脸的话。平滑的皮肤上没有任何五官，只有用墨水写着的三个大字，工工整整，像是小学生练习簿上的字迹：

　　王——卫——东

　　小兵尖叫一声，猛地坐起。

　　天已大亮，阳光刺眼。他还在那间破屋里，浑身被冷汗浸透。是梦吗？可那感觉太真实了。

　　他哆嗦着点亮酒精炉取暖，发现铁盒开着，日记本掉在地上。捡起来时，他注意到封底内页有一行小字，之前被忽略了。

　　“若有人找到这本日记，请告诉周胜利的家人，我对不起他。我的骨灰撒在了黑河里，日夜忏悔。——王卫东，1976年冬”

　　小兵忽然想起什么，翻出手机——这里有微弱的信号。他拨通了母亲的电话。

　　“妈，爸当年在黑河下乡时，是不是有个叫周胜利的同伴？”

　　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

　　“你怎么知道？你爸从不提这个人的。”母亲的声音有些发抖，“周胜利是你爸最好的朋友，76年夏天淹死了。从那以后，你爸就像变了个人。后来他拼命复习，77年考上大学就回了城，再也没提过黑河的事。”

　　小兵的心狂跳起来：“爸的原名是不是...王卫东？”

　　电话那头传来母亲倒吸冷气的声音。

　　“他改过名字？为什么从没告诉我？”

　　“不...不是他改的。”小兵看着手中的日记，忽然明白了什么，“妈，周胜利还有家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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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个妹妹，在哈尔滨。”

　　三天后，小兵在哈尔滨南岗区一栋老居民楼里，见到了周胜利的妹妹周晓梅。她已年过半百，头发花白。

　　听小兵讲完日记和那晚的遭遇，她没有惊讶，只是默默流泪。

　　“我等了三十年，终于等到哥哥的消息。”她从一个旧木盒里取出几张发黄的照片。

　　其中一张是三个年轻人的合影——父亲李建国（或者说王卫东）、周胜利，还有一个不认识的青年。三人勾肩搭背，笑得灿烂。

　　“你父亲走后，每年都有人从黑龙江汇款给我，署名‘赎罪者’。”周晓梅说，“我早知道是他，但从不戳破。人都死了，恨有什么用？”

　　她告诉小兵，周胜利死后，王卫东一度精神失常，总说看见周胜利的鬼魂。组织上认为他不适合继续留在知青点，调他去后勤工作。1977年恢复高考，他考上大学后就消失了。

　　“你父亲临终前让你去黑河，是想让你替他完成忏悔。”周晓梅说。

　　小兵回到黑河知青点，是两周后的事。这次，他带来了父亲和王卫东的合影——那是他从家里旧相册找到的，背面写着“卫东兄赠，1975年春”。

　　夜色渐深，小兵点亮蜡烛，把照片放在炕沿上。

　　“王卫东，不管你是我父亲还是别人，我都把你的歉意带给了周家。安息吧。”他轻声说。

　　风吹过破窗，发出呜咽般的声音。蜡烛的火苗跳动了几下，渐渐稳定下来。

　　那晚，小兵睡得出奇安稳。天亮前，他做了一个梦：一个面容模糊的年轻人站在黑河边，向他挥了挥手，然后转身走入晨雾中，消失不见。

　　小兵离开前，把日记本埋在了知青点外的一棵白桦树下。他在树干上刻下一行字：“历史不该被遗忘，但宽恕才能前行。”

　　回沈阳的火车上，小兵望着窗外飞逝的黑龙江大地，忽然理解了父亲——那个被秘密折磨半生、永远眉头紧锁的男人。有些包袱，一代人背不动了，就得下一代来接。

　　而他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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