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一别两宽

　　李娟在市场的人潮中松开了五岁儿子小宝的手，不过弯腰挑个西红柿的工夫。

　　她记得小宝那天穿着蓝黄相间的海军条纹衫，新买的，领口还绣着艘小帆船。头发刚理过，后颈处推得干干净净，露出青涩的发茬。

　　“妈妈，我想吃西瓜。”这是小宝说的最后一句话。

　　十五年后，李娟站在山西一个偏僻村庄的土坯房前，口袋里揣着已经发黄的寻人启事，上面印着小宝五岁时的笑脸。风吹过黄土高原，扬起一阵沙尘，她眯起眼，看着那个从矮墙后走出来的青年。

　　他很高，肩膀宽阔，但眉眼间还留着当年那个孩子的轮廓。

　　“你找谁？”青年问，声音低沉，带着浓重的当地口音。

　　李娟的嘴唇动了动，却发不出声音。十五年的寻找，一万多公里的跋涉，无数次希望与失望的交替，此刻都凝固在这个平凡的午后。

　　“我是志愿者，来做家访的。”她最终说道，声音出奇地平静。

　　2005年夏天，小宝失踪的第三天，李娟的丈夫王建军已经砸坏了家里的两部电话。警察立案了，但监控探头在那个年代还是稀罕物，市场周边一个都没有。

　　“孩子丢了，你们就当是意外怀孕，再生一个吧。”一个老警察这样劝他们，王建军差点和他打起来。

　　李娟没有说话。她只是坐在小宝的床上，叠着他前一天换下来的小衣服，一遍又一遍。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灰尘在光柱中飞舞，就像小宝常说的“会跳舞的小星星”。

　　三个月后，王建军开始喝酒。半年后，他第一次提出了“再生一个”的想法。

　　李娟盯着他，眼神像刀子：“那小宝呢？我们不要他了？”

　　“不是不要！可日子总得过下去啊！”王建军摔门而出。

　　李娟继续寻找。她辞去了纺织厂的工作，拿着他们不多的积蓄，踏上了寻子之路。最初，她只是寻找自己的孩子，后来开始留意其他失踪儿童的信息。再后来，她加入了志愿者组织，成为了“李姐”——一个在打拐圈子里小有名气的名字。

　　2008年冬天，在河南某地，她帮助一对老夫妇找到了被拐三年的孙女。孩子被找到时，正穿着不合身的棉袄在路边玩雪，小脸冻得通红。当民警把孩子抱过来时，她怯生生地回头看着那个买她的“奶奶”，哭喊着不肯离开。

　　“你们是谁？我要回家。”孩子说。

　　那一刻，李娟突然意识到，即使找到小宝，他可能也不再是那个记忆中的孩子了。

　　2010年，王建军提出了离婚。他把房子和存款都留给了李娟。

　　“我不是不爱小宝，只是我活不下去了，娟子。”他临走时说，头发已经花白了大半，“你一个人，别再折腾自己了。”

　　李娟点点头，递给他一个包裹：“里面是厚衣服，天冷了，照顾好自己。”

　　她望着前夫离去的背影，摸了摸口袋里的药瓶——医生新开的抗抑郁药，她已经吃了半年。

　　2015年，李娟在广西一个偏远山村帮助警方解救一名被拐儿童时，遇到了改变她寻子之路的关键证人——一个曾经参与过拐卖儿童、如今病入膏肓的中年妇女陈嫂。

　　“我造孽啊，”陈嫂躺在破旧的床上，气管里带着痰音，“2005年，我在河北经手过一个男孩，五岁，穿海军衫，特别聪明。”

　　李娟的手开始发抖，但她强忍住激动，平静地问：“你还记得具体细节吗？”

　　“那孩子死活不肯叫新爸妈，哭了整整一个月。后来被转手到了山西一带，说是那家不能生，想要个男孩传宗接代。”

　　“有什么特征吗？孩子或者那家人？”

　　陈嫂想了想：“那家好像姓张，是烧窑的。孩子右边耳朵上是不是有个小肉瘤？”

　　李娟的眼泪终于决堤。那是小宝，耳朵上的小肉瘤是出生时就有的，医生说是良性的，可以等大一点再切除。

　　“谢谢你，”李娟握住陈嫂枯瘦的手，“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陈嫂苦笑：“妹子，要是找到孩子，他可能已经不认得你了。你想过吗？”

　　李娟沉默良久，点点头：“我想过。但只要他活着，过得好，我就知足了。”

　　这不是真话，至少不完全是。每个夜晚，她都梦见小宝扑进自己怀里的场景。但十五年的寻找让她明白，现实从不按梦想的剧本上演。

　　线索指向山西省一个偏僻的县城。李娟以志愿者的身份来到这里，暗中打听姓张的窑户。当地人对陌生人很警惕，尤其是打听孩子的事。

　　“你说老张头啊？他家强子不是在北京打工吗？”一个杂货店老板告诉她。

　　李娟心跳加速：“强子多大了？”

　　“二十出头吧？具体不清楚，老张头一家搬来没多久，不是本地人。”

　　几天后，李娟终于在一所简陋的平房外看到了那位“老张头”。他六十多岁，背微驼，正蹲在门口修三轮车。一个老妇人坐在院子里拣豆子，应该是他的老伴。

　　然后，那个青年出现了。

　　他扛着一袋面粉从屋里走出来，步伐稳健。阳光下，李娟清楚地看到他右耳上的那个小肉瘤。

　　十五年的寻找，在这一刻化为现实。她几乎要冲过去，但脚步却钉在原地。因为她看到老妇人起身为青年擦汗，那动作自然而亲昵；青年笑着躲闪，露出一口白牙，像所有和母亲撒娇的儿子一样。

　　李娟的腿软了下来，她扶住身边的树干，大口喘气。

　　当晚，她入住了当地唯一一家小旅馆，拨通了协作律师的电话。

　　“找到了，但我需要时间确认。”她对着电话说，声音出奇地平静。

　　“需要当地警方配合吗？”

　　“不，暂时不要。让我先...先观察一下。”

　　挂断电话后，李娟从钱包里掏出一张已经磨损的照片——小宝五岁生日时拍的，蛋糕糊了一脸，笑得眼睛眯成两条缝。

　　“他长大了，很健康，很高。”她对着照片轻声说，眼泪终于落了下来。

　　第二天，李娟以志愿者做贫困学生家访的名义，正式走进了张家的生活。

　　“强子——过来，这位是李老师，来做家访的。”张老汉朝屋里喊道。

　　青年走出来，有些腼腆地站在一旁。

　　“张强，二十岁，在县里餐馆打工，偶尔回来帮父母干活。”李娟在心里默念着基本信息，同时贪婪地打量着眼前的青年。他的眉毛像父亲王建军，又黑又浓；嘴巴却像李家的人，嘴角自然上翘。只有那双眼睛，她看不透像谁，也许是像张家的人？

　　“孩子学习不错，就是家里条件有限。”张妈妈端来一碗水，不好意思地在围裙上擦手，“当年我身体不好，不能生育，就抱养了这孩子。他爹说无论如何要供他上学，可我这病秧子拖累了这个家。”

　　李娟的手微微一颤，水洒了出来。“抱养的”这三个字从这位农村妇女口中如此自然地说出，仿佛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

　　“能告诉我具体是哪年抱养的吗？”李娟尽量保持平静。

　　“2005年冬天，孩子五岁。”张老汉接话道，“中间人说是亲戚家的孩子，养不起了。我们看孩子可怜，就留下了。”

　　谎言。显而易见的谎言。但李娟没有戳穿，她看到张强——或者说小宝——正端着一盘花生走进来，自然地坐在张妈妈身边。

　　“妈，你吃药了吗？”他问张妈妈。

　　“吃了吃了，天天惦记着。”

　　这一刻，李娟的心像被撕裂一般。十五年，五千多个日日夜夜的思念和寻找，等来的却是儿子叫别人“妈”的现实。

　　“强子平时有什么爱好吗？”李娟强装镇定地问。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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