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 律法新章

　　蜀汉章武十年（公元271年）春，南中之地在历经疫病洗礼后，渐复生机。然一场大疫，如同烈火煅金，不仅考验了政权的应急之能，更将其内在治理的隐忧灼烧得清晰无比。疫病期间，虽经全力救治，然各地郡县在推行隔离、调配物资、惩处奸商、抚恤伤亡之时，所依循的律令却颇为混乱：或沿用蜀汉旧章《蜀科》，或参照东汉《汉律》残篇，或依据郡守、将军的临时号令，甚至依赖当地夷汉习惯法。此法出多门、标准不一的弊端，在常态下或可遮掩，于非常之时则尽显无遗。牂柯郡因强制迁徙病患与夷部习俗冲突几至激变；永昌郡处置囤积居奇者量刑轻重悬殊引民怨；北疆军中，姜维虽以军法威严约束，然于涉及随军民夫之诉讼，亦感常法难以适用。这一切皆表明，这个立足于南中已近十载的流亡政权，若欲从“求存”迈向“图治”，从“行军府”过渡为“正规朝堂”，一部统一、明晰且契合当前情势的成文律法，已成为维系内部秩序、保障新政推行、彰显统治合法性的迫切之需。“律法新章”的制定，由此被推至风口浪尖。

　　这一日，永昌不韦城王府议事厅内，一场关乎“定规矩、成方圆”的朝议正在进行。北地王刘谌端坐主位，卫将军诸葛瞻、安南将军霍弋、秘书令郤正、大司农张质等重臣在列。然而此次会议的核心人物，却是一位年近五旬、面容清癯、目光锐利的官员——原蜀汉尚书郎、精通律法的陈祗。陈祗于章武九年末历经艰辛抵达永昌，因其明习法典，被诸葛瞻荐于刘谌，参与枢要。此刻，他正手持一卷自己草拟的《律法新章》纲要，陈述利害。

　　“殿下，卫将军，诸位明公。”陈祗声音不高，却条理清晰，“疫病之事，可见法度不一之害。今我朝据南中三郡，汉夷杂处，军政民政交织，海陆事务新兴。若无法度一统，则权责不明，赏罚无据，吏民迷惑，奸宄滋生。昔萧何入关中，约法三章，遂定基业。今我朝欲在此地长治久安，北图中原，颁行一部契合时宜、宽严相济之新律，实乃固本培元之要务！”

　　他展开纲要，指出关键：“新律之要，在于三端：一曰‘融通旧新’，即以《蜀科》为基，参酌《汉律》，兼采南中夷汉可行之习惯，去繁就简，务求实效；二曰‘明刑弼教’，刑罚须公，然旨在惩戒、教化，非为滥施酷刑；三曰‘因地制宜’，于军务、海事、夷务等新事，需设专条，以适应南中特殊之情势。”

　　陈祗之议，如石击水。安南将军霍弋首先赞同：“陈尚书所言极是！军中无法，如一盘散沙。今北疆将士，除军法外，与民交涉、军屯管理等，常无法可依，全凭将领裁量，易生不公。若有统一律法，则将士知所趋避，军纪更易整肃。” 大司农张质亦从民政角度支持：“赋税征收、物资调拨、市场管理，若有明律规定，则胥吏不敢滥权，百姓亦知义务，可省却无数纷争。”

　　然而，光禄大夫谯周却持保留态度，他捻须缓言，引经据典：“殿下，陈尚书之心，固为社稷。然《周礼》云‘刑新国用轻典’。我朝新立南中，根基未稳，夷情未附，当以宽仁为要，与民休息。骤然颁行繁复新律，恐百姓难以周知，胥吏借法扰民，反失人心。不若暂依旧例，辅以德化，待民风淳厚，再议立法不迟。” 其言代表了部分崇尚德治、担忧法令滋彰的儒臣观点。

　　秘书令郤正则持中立审慎之态：“谯大夫所虑，亦有其理。立法之事，关乎国体，不可不慎。新律条款，需字斟句酌，尤需虑及能否在夷区推行。若夷人不服，强行以汉法绳之，恐生边衅。”

　　众人的目光聚焦于卫将军诸葛瞻。他静听良久，目光扫过陈祗手中的纲要，又掠过谯周忧虑的面容，沉声道：“殿下，诸位。谯大夫言德化，乃治国之本；郤令君言审慎，是老成之见。然，瞻以为，德与法，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不可偏废。无法之德，易流于空疏；无德之法，则失之严苛。今我朝非在太平治世，实处危亡之秋，内有整合之需，外有强敌环伺。若无统一法度以定分止争、聚拢人心、保障新政，则德政亦无从施行。譬如北疆御敌，若无统一号令，各自为战，安能取胜？”

　　他走到殿中，语气转为坚定：“故，颁行新律，非为好大喜功，实为形势所迫，乃‘以法治促德治，以纲纪固国本’之必然选择。然，立法之道，确需如郤令君所言，慎之又慎，尤要契合南中实情。” 他转向陈祗，“陈尚书，新律纲要看，方向正确。然，需明确几条核心原则：其一，‘军法从严，民政从宽’。北疆及水师军中，依旧以大将军、都督军令为主，新律为民法之补充，涉军民纠纷时，方以律断。其二，‘夷汉渐融，因俗而治’。对归附夷部，其内部细故，可依其习惯法，由头人、汉官共议；唯谋逆、大辟等重罪，方由汉律裁定。其三，‘

　　赏罚分明，罪刑相应’。严禁滥刑，赋税、役法需明载，使民先知之，后守之。”

　　刘谌听罢，颔首道：“卫将军剖析明白，老成谋国。便依此议。着陈祗为主，郤正、张质协理，霍弋可遣熟知军务之将佐参与，共修新律。务求简明扼要，可行可用。成稿后，先议于朝，再颁行郡县试办，察其成效，徐徐图之。”

　　诏令既下，以陈祗为首的“修律馆”随即设立。然而，真正的难点方才浮现。各方利益与观念在具体条款的拟定中激烈碰撞。

　　军方的霍弋代表要求严惩临阵脱逃、倒卖军资者，主张连坐重刑；而郤正则强调需核实情由，防止冤滥。张质希望赋役条款清晰，便于征收；陈祗则需考虑民力，设定上限。最为棘手的是夷务条款，谯周等人主张完全因俗而治，几乎不干涉；而来自牂柯的郡守则上报，部分夷部“猎头”旧俗屡禁不止，与汉民冲突不断，必须明令禁止。陈祗与各方反复辩论，常常至深夜。诸葛瞻则不时前来，不直接干预条款，但把握原则，调和鼎鼐，尤其强调：“新律之效，不在刑重，而在必行。令出必行，赏信罚必，则民知所向。”

　　就在修律紧锣密鼓进行时，一桩突发的案件，加速了进程，也凸显了新律的必要性。永昌郡一大姓豪强爨通，仗着家族势力，及其子弟在军中有军职，强行低价兼并疫后遗孤田产，逼死人命。苦主告至郡府，郡守慑于爨家权势，又因旧律对此类“强买”定罪模糊，久拖不决。消息传至永昌，民情汹汹。霍弋闻之大怒，欲派兵拿人，被诸葛瞻制止。

　　诸葛瞻以此案为例，在朝议中直言：“诸位请看，无法可依，或法不示公，则豪强横行，吏治腐败，百姓含冤。此非独爨氏之过，实乃法度不明之弊！新律必须明确‘占田过限’、‘强取豪夺’之罪，且需规定，‘官绅犯法，与庶民同罪’之原则！否则，新政惠民，终成空谈！” 此言一出，有力支持了陈祗在律法中加入抑制豪强、整肃吏治的条款。

　　同时，北疆姜维也送来文书，言军中因军屯土地、缴获分配偶有纠纷，建议新律对军功赏赐、军产管理有所界定，以免影响士气。这进一步丰富了新律的内容。

　　经数月艰苦磋商，一部融合了《蜀科》精神、兼顾南中特色的《章武律令》草案终于成形。其内容涵盖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等，虽不及鼎盛时期汉律完备，然体系初具，尤其增加了“市舶”（海贸管理）、“夷务”（规范汉夷交易、纠纷处理）等专章，体现了时代与地域特色。律文强调“罪刑法定”，减少模糊条款；刑罚上，除谋逆等重罪外，慎用肉刑，鼓励赎铜及劳役替代；程序上，要求审讯具状，防止滥权。

　　草案在高层会议上公布，再次引发热议。谯周对其中“抑制兼并”、“夷汉同法”等条款仍表忧虑，认为过于激进。陈祗据理力争，言不抑豪强，则民不聊生；不逐步规范夷务，则边疆永无宁日。双方争执不下。

　　最终，诸葛瞻一锤定音：“法典之立，贵在平衡。抑豪强，非为打击良善，是为防其坐大，与国争利，此乃巩固国本之需。待北定中原，天下混一，或可调整。今处非常之时，需行非常之法。夷务之策，更是‘渐’融，非一日之功，然方向必须明确。可先于永昌、牂柯择地试行，观其效，再推广。”

　　在诸葛瞻的坚持下，刘谌最终准奏，决定择吉日颁布《章武律令》，先在永昌郡及北疆军中试行一年，再视情况推广至三郡，并命学宫博士为吏民讲解律意。

　　《章武律令》的颁布，在南中引起了巨大反响。百姓闻“官绅同罪”、“禁强取豪夺”，多怀期待；部分胥吏豪强则感约束，暗中抵触；夷部头人闻讯，反应不一，有心安者，亦有疑惧者。

　　颁布月余，效果初显。永昌郡守依新律重审爨通案，证据确凿，判其退田罚金，夺其子弟军职，爨家虽恨，然法条明确，无从抵赖，民间称快。北疆军中，因军功赏赐、屯田分配有了明文规定，纠纷减少。然，牂柯郡一处夷寨因土地纠纷，汉官依新律干预，与夷人习惯法冲突，险些酿成械斗，幸得郡守及时调解，方得平息，显示夷务推行之难。

　　陈祗、郤正等人忙于解释律文、处理新案，焦头烂额。诸葛瞻对忧心忡忡的谯周道：“谯大夫，水至清则无鱼，法初行必有窒碍。然，唯有持之以正，行之以公，方能使民心渐服，法治之念渐入人心。此非一日之功，需十年、数十年之力。”

　　年末，诸葛瞻立于府中，翻阅着首批依据新律判决的案卷副本，对身旁的诸葛尚叹道：“立法易，执法难；破旧易，立新难。此《律法新章》，非仅白纸黑字，实乃一场移风易俗之始。它能将南中百万军民之心，真正凝聚于‘汉’字旗下，则为北进大业，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石。然，前路漫漫，荆棘遍布。”

　　《章武律令》的试行，标志着南中政权在内部治理上向制度化、正规化迈出了关键一步。尽管前路充满挑战，但它毕竟为这个在夹缝中求存的政权，树立了明晰的规则导向，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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