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9章 各怀机杼 竞逐新利

　　京营演武的尘埃落定，但其带来的震撼与连锁反应，却如同投入湖面的石子，涟漪持续扩散，搅动着帝国各个阶层的心思。在“利”字的驱动和“势”的压迫下，越来越多的旧有势力开始放下身段与执念，各展所能，试图在新政勾勒出的棋盘上，落下自己的棋子，分食这场变革的盛宴。

　　通州漕运码头，往日里充斥着胥吏吆喝、脚夫忙碌的喧嚣。如今，在这片喧嚣之下，却涌动着一股不同以往的心照不宣。

　　督管漕运的南京守备太监刘璟，虽远在南京，但其影响力早已通过其侄儿刘文炳延伸至京畿。刘文炳那日从格物院回来后，并未如鲁胜预想的那般纠缠技术细节，而是做了一件更“务实”的事。

　　他并未直接要求格物院设计新漕船，而是通过内帑太监丘聚的门路，以“试验新式漕运管理”为名，从格物院“借调”了两名精通数算和物料管理的年轻生徒。名义上是学习格物院的“标准化”与“流程优化”思想，实则将其安插进了通州最重要的一个漕粮仓库。

　　这两位生徒，一位叫赵算，一位叫钱理，起初对这份“浊流”中的差事颇为抵触。但很快，他们发现在这看似混乱的仓库管理中，蕴含着巨大的“优化”空间。

　　以往，仓库账目混乱，损耗率惊人，其中猫腻众多，利益盘根错节。赵算和钱理运用格物院学来的统计方法和新的记账格式，不过半月，便将仓库的收支、库存、损耗梳理得清清楚楚，甚至精准推算出了下一阶段的最佳储备量和人力调配方案。

　　这一下，触动了不少原本靠着糊涂账牟利的仓吏、胥吏的利益，暗地里咒骂“格物院的瘟生多管闲事”。然而，刘文炳却对此结果大为满意。他并非要根除所有腐败（那会触动太多人，他也做不到），而是要将他所管辖的这一块“蛋糕”做得更大，同时将自己应得的那份拿得更明白、更安稳。

　　他拿着赵算二人整理出的清晰账目和优化方案，去找了漕运总督衙门的官员“商议”。账目清晰，效率提升，损耗降低是明摆着的政绩，对方即便心中不悦，在“大势”和“实绩”面前，也难以强硬反对。最终，双方达成一种微妙的妥协：原有的某些灰色利益链条可以部分保留，但必须在新的、更“规范”的框架下进行，且提升效率后带来的额外收益，刘文炳（及其背后的刘璟）要占据更大份额。

　　“看到了吗？”刘文炳私下对心腹道，“以往我们靠着身份强取，惹人嫉恨，风险也大。如今，借这新政‘科学管理’之名，行‘利益再分配’之实。我们得了实惠，上面见了政绩，下面……只要不过分，也能有条活路。这才是长久之道。”

　　宦官集团，这个帝国肌体上特殊的寄生体，也开始学着用新的“合规”外衣，来包装他们古老的敛财手段。他们的“转向”，带着浓重的实用主义色彩和权力寻租的本质，但也客观上推动了某些领域效率的初步提升，尽管这种提升伴随着新的不公。

　　与漕运码头相隔不远，京畿某处卫所的屯田旁，百户孙得功看着手中刚刚发下的，要求卫所军户“可依《江西工商则例》精神，兴办各类工坊、货栈，以补军资不足”的兵部行文，脸上满是苦涩。

　　他是世袭军户，祖上也曾随永乐皇帝征战沙场。如今，卫所制度早已败坏，土地兼并严重，军户逃亡日多，剩下的也多是老弱，训练废弛，器械破旧。朝廷的粮饷时有拖欠，他们这些底层军官，既要维持基本的军事架子，又要想办法养活手下一大家子人，早已不堪重负。

　　“兴办工坊？谈何容易！”孙得功对身边的几个总旗、小旗叹道，“咱们一没钱帛做本，二无技艺傍身，三无商路销货。难不成让弟兄们放下刀枪，都去学织布打铁？”

　　一个年轻些的总旗犹豫道：“百户大人，我听说……京城里有些勋贵人家，正在招募懂得操弄火器的老兵，去他们新开的‘护卫行’或者往南边海外商站做教头，酬金不菲。还有些商号，需要押运货物的护卫，也点名要咱们这样摸过刀枪的……”

　　“胡闹！”孙得功斥道，“军户子弟，岂能自甘堕落，与商贾为伍？再者，人都走了，这卫所怎么办？朝廷追究下来，谁担待得起？”

　　话虽如此，但他心里也清楚，这卫所早已是空架子，之所以还能维持，全靠上面偶尔拨下来的一点钱粮和他们对田亩的最后一点控制。如今朝廷明确鼓励“以工商补军资”，等于是撕开了最后一块遮羞布。要么想办法在新政中找到活路，要么就等着卫所彻底瓦解，他们这些世袭军官变成无根浮萍。

　　几天后，孙得功听说邻近一个更穷困的卫所，百户咬牙将部分屯田抵押给了一个徽商，换来的钱组织军户家属成立了编织草席、草鞋的作坊，产品由那徽商包销，竟然真的缓解了部分困境，虽然利润大半被商人拿走。

　　这个消息像一根刺，扎在孙得功心上。坚守传统，意味着坐以待毙；拥抱变化，却又前途未卜，且要放下身段。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与挣扎。他代表了帝国最基层、最僵化的旧军事体制，在新潮冲击下的无所适从。他们的“转向”将是最缓慢、最痛苦的，但也终究无法完全避免。

　　与此同时，在南京国子监，一场关于“格物”与“经世”关系的辩论正在激烈进行。

　　主持辩论的是南京礼部侍郎，一位以理学精深、品行端方着称的大儒。然而，今日他的态度却颇为微妙。

　　“朱子云，‘即物穷理’。以往我辈多究心于性命天道，于日用民生之‘器’、‘数’，未免轻视。”老侍郎缓缓开口，引得台下众多监生侧目。这话风，与以往强调“重义轻利”、“存天理灭人欲”的基调颇为不同。

　　“然则，《大学》开篇便言‘格物致知’，而后方能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见，‘格物’乃是一切之基础。”他话锋一转，“如今陛下圣明，重视格物，徐侍郎、鲁院使等人在江西、在格物院，所行之事，虽看似工匠之技，然其厘清田亩、革新器械、提振工商，富国强兵之效，诸位有目共睹。此岂非‘经世致用’之实学耶？”

　　台下监生们议论纷纷。有激进者立刻反驳，认为这是舍本逐末，将圣学沦为谋利之术。但也有不少人陷入沉思。他们出身士绅家庭，家族或许正在经历类似江西士绅的转变，对现实利益的感受更为直接。

　　一位来自苏州的监生起身发言，引用了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的观点（注：此时顾炎武尚未出生，此处为文学化处理，意指类似思想萌芽），提出：“先生所言极是。学生以为，儒者当通晓世务，明辨利害。譬如江西清丈，使隐田显形，赋税公平，此非‘仁政’乎？格物院造新铳利舰，御外侮，靖内乱，此非‘义举’乎？若一味空谈道德，无视民生疾苦、国家危难，岂非迂腐？”

　　这场辩论没有明确的胜负，但却反映了理学内部正在发生的分化。一部分较为开明的士人，开始尝试将儒家“经世”传统与新政的务实精神相结合，为接纳工商、技术寻找理论依据，也为自身参与其中寻求道德上的解脱。他们或许仍然看不起具体的工匠，但开始承认那些能带来“富国强兵”效果的“实学”价值。这种思想上的松动，为更多读书人投身实务打开了可能的通道。

　　甚至连看似与世无争的各地藩王，也被这股风潮所触动。

　　开封，周王府。

　　年迈的周王朱睦柛，屏退左右，与王府长史密谈。

　　“京城演武的消息，确凿否？”周王声音低沉，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

　　“千真万确，王爷。”长史恭敬回道，“新式火铳之威，远超想象。陛下……龙心大悦。”

　　周王沉默良久。作为宗室，他们身份敏感，一举一动都受朝廷监视。以往，他们最好的生存之道就是谨守本分，不同政事，醉心享乐（或学术）。但如今，时代似乎变了。皇帝锐意进取，对宗室虽未明显打压，但那强大的新军和层出不穷的新政，都让他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听说，江西的藩王（注：指宁王系被处理后的其他藩王），有响应朝廷号召，将部分王府名下田产，以‘永佃’或‘竞标’方式交由布政使司打理，王府只收定额租子？”周王问道。

　　“确有此事。据说收益比以往王府自行管理时还要稳定，且省却了许多管理烦恼，更……更避了‘与民争利’的嫌疑。”长史小心翼翼地回答。

　　周王的手指在椅背上轻轻敲击。放弃对田产的直接控制，对于宗室而言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但这似乎也是“大势所趋”。皇帝通过新政，正在一步步收回、或者说重新定义地方上的各种权力和利益。硬扛绝非明智之举。

　　“嗯……”周王沉吟道，“王府库中，历年积存也有些银钱，放在那里也不过是死物。或许……可以暗中参股一些信誉良好的商号，比如往广州贩运瓷器的，或是参与漕运改良的？不必以王府名义，找个可靠的家人出面即可。”

　　他顿了顿，强调道：“记住，要完全依照朝廷的新章程办，该纳税纳税，一切都要合规！我们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在这变局之中，能多一份保障，少一分风险。”

　　连最保守的宗室集团，也开始以极其谨慎的方式，试探着将触角伸向新的经济领域。他们的“转向”更多是出于自保和资产保值增值的考虑，但其行为本身，无疑进一步强化了新政的合法性与吸引力。

　　朱厚照在西苑，听着各方势力或明或暗转向的汇报，脸上并无太多喜色，反而带着一丝冷峻。

　　“陛下，如今大势已成，反对之声渐息，皆欲从新政中分润，实乃可喜可贺。”杨廷和说道。

　　“可喜？”朱厚照轻笑一声，“杨先生，你只见其表。旧势力转身，非是心悦诚服，乃是利之所驱，势之所迫。他们带来的，不仅是资本和人手，还有他们那套根深蒂固的处事逻辑——投机、钻营、寻租、垄断。”

　　他走到案前，拿起一份关于刘文炳在漕运仓库“改革”的密报：“你看这刘文炳，用的是格物院的人，行的是‘科学管理’之名，骨子里，不过是将过去的贪渎，换上了一件更‘合规’的外衣，甚至可能借此排挤异己，巩固自家地盘。还有那些士绅、商贾，他们现在遵守《则例》，是因为《则例》能给他们带来更大利益。一旦他们羽翼丰满，或者找到《则例》的漏洞，会做出什么事来？”

　　“还有卫所、宗室……他们的转变，更是被动而无奈。隐患并未消除，只是转化了形式。”

　　朱厚照目光深邃：“朕掀起这场变革，要的不只是经济的繁荣，军力的强盛，更要的是一场从上到下，从制度到人心的彻底革新！现在，只是第一步。用利益将他们引进来，只是开始。接下来，要用更严密的法律，更有效的监督，更普及的教育，尤其是格物院不断推出的新技术、新标准，来规范他们，改造他们，让他们只能在朕画好的圈子里跳舞！”

　　“这洪流之下，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朕要做的，是既要借助这洪流的力量冲垮旧的堤坝，又要建立起新的、更坚固的河道与闸门，引导这洪流，灌溉出朕想要的，一个真正强大而有序的新大明！”

　　帝国的变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旧势力的融入带来了更大的动能，也带来了更复杂的挑战。一场关于利益分配、规则制定和人心塑造的更深层次博弈，才刚刚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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