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数字为刃

　　就在《京报·实务选编》紧张筹备之际，朱厚照决定，要将手中掌握的另一把利器——数据，巧妙地运用到即将到来的舆论战中，同时也作为对新报“务实”基调的一次重要实践。

　　朱厚照他这次没去西苑，而是密召王良入宫。

　　此时的王良，经过数月历练，气质愈发沉稳，眼神中透着数据工作者特有的冷静与锐利。

　　“王良，江南流言之事，你可知晓？”朱厚照开门见山。

　　“臣略有耳闻。”王良躬身答道。

　　“他们攻击新政‘苛酷’、‘扰民’，”朱厚照冷笑一声，“那朕就用他们最无法反驳的东西——数字，来告诉天下人，旧政是何等‘宽仁’！你整理的那些关于漕运损耗、胥吏盘剥的数据，可敢公之于众？”

　　王良心中一震，随即涌起一股豪情。他深知自己手中这些经过反复核验的数据，蕴含着何等巨大的力量。“陛下！数据俱在，来源清晰，推算合理，辰敢以性命担保其真实可信！”

　　“好！”朱厚照赞道，“你即刻将关于通州仓场异常损耗、漕运‘漂流’虚报、以及由此推算出的、最终转嫁到普通粮户身上的额外负担（‘浮收’的大致比例）等最关键、最触目惊心的数据，整理成一份简明扼要的《漕运弊政数据辑要》。不必长篇大论，只要核心数字和简要说明，务求一目了然，震撼人心！整理好后，直接交给翰林院费宏，他知道该怎么做。”

　　“臣，遵旨！”王良领命，匆匆返回西苑，连夜奋战。

　　数日后，一份份散发着墨香的《京报·实务选编》创刊号，随着朝廷邸报，送到了京城各部院、各州县学宫以及部分有影响力的士绅手中。

　　这薄薄的几页纸，立刻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头版赫然是皇帝关于“崇实黜虚、励精图治”的简短旨意（由费宏精心润色）。后面几版，则精选了文贵在通州整顿时雷厉风行、却又不失分寸的几道命令（经过处理，隐去敏感信息），以及一位御史关于整饬江南学风、提倡经世致用的文章。

　　而真正引发轩然大波，乃至让许多捧读的官员、士子手都微微颤抖的，是附录的那份《漕运弊政数据辑要》！

　　上面用极其简练的文字和清晰的表格罗列着：

　　“通州西仓，近五年账面损耗一成二，实耗不足半成，年均七千石粮不知所踪，可养军五千一月！”

　　“漕船‘漂流’，风调雨顺之年反增三成，虚报贪墨，触目惊心！”

　　“江南粮户运粮至通，途中层层加码，‘浮收’之数，往往超过正粮三成乃至五成！民不堪命！”

　　（更狠的是）一份对比图，显示了在理想管理状态下，漕粮运输的总成本，与现状下的实际总成本（包含了所有被贪墨、浪费的部分）之间的巨大差距，旁边标注着醒目的数字：“若剔除弊政，同等漕粮，国帑可省三成，民负可减四成！”

　　没有慷慨激昂的批判，没有空泛的道德指责，只有冷冰冰的、看似客观的数字。

　　但正是这些数字，拥有着比任何雄辩都更强大的力量！它们像一把把锋利的匕首，撕开了旧漕运体系温情的面纱，将其内部触目惊心的腐败与低效，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这竟是真的？！”

　　“每年七千石！三成！四成！这…这都是民脂民膏啊！”

　　“难怪东南民怨有时沸腾，若非陛下整顿，我等竟还蒙在鼓里！”

　　“《京报》…此物…此物了不得！”

　　无数看到这份《辑要》的官员和士绅，都被深深震撼了。

　　许多原本对漕运整顿持保留态度，或者受江南流言影响的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立场。

　　数据不会说谎，至少，王良整理出的这些核心数据，经得起推敲。

　　当然，质疑和反对的声音同样猛烈。

　　“哗众取宠！数字岂可轻信？”

　　“此乃苛吏罗织罪名之手段！”

　　“公然刊载此等‘阴私’，成何体统！有损朝廷颜面！”

　　尤其来自江南籍贯的官员，反应更为激烈，纷纷上疏抨击《京报》 “泄露机密”、“煽动民怨”、“其心可诛”。

　　朝堂之上，再次为此争论不休。

　　然而，这一次，朱厚照占据了极大的主动权。

　　当有官员在朝会上气势汹汹地质问数据来源和真实性时，朱厚照只是平静地让王良（已破格授予翰林院待诏虚衔，以便参与）将部分原始账册的核对过程和推算方法公之于众。

　　虽然其中涉及的新式表格和统计方法让一些老派官员看得头晕，但其逻辑严谨、环环相扣，很难找到硬伤。

　　首辅刘健在仔细审阅了《辑要》和方法后，沉默了许久，最终在朝会上表态：“老臣以为，《京报》所载数据，或有不尽完善之处，然其指出的问题，确系存在，且甚为严重。陛下借此警醒臣工，激励革新，用心良苦。至于《京报》本身…若管理得当，秉持公心，或可成为沟通上下、厘清事实之一助。”

　　连首辅都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京报》和数据的作用，反对的声音虽然仍在，却已无法占据主流。

　　南京，当《京报·实务选编》创刊号和那份《数据辑要》传到江南时，引起的震动更是空前。

　　那些原本散布流言的士绅和官员，顿时陷入了极大的被动。数据面前，任何“宽仁”、“勿扰”的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

　　民间和中小地主阶层，则对朝廷整顿漕运有了更直观的认识，甚至隐隐生出了期待。

　　文贵在江南的压力，骤然减轻了许多。他趁机加大了对“浮收”等明显弊端的查处力度，动作虽然依旧谨慎，却更显底气。

　　《京报》的初啼，以其独特的“数据为刃”，不仅有力地回击了江南的舆论反扑，更深刻地改变了许多士大夫的认知方式，让“用数据说话”的理念，第一次如此鲜明地出现在大明的政治舞台上。

　　朱厚照感悟到，这把刃，他已经成功地淬炼而出，并将在此后的改革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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