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7章 从劳模警察到嗜血恶魔（1）

　　2004 年春至 2005 年夏，兰州城被一连串惊悚的碎尸案笼罩。华林山的荒沟里、黄河的浊浪中，陆续发现被肢解的人体残骸，死者身份不明，死状惨烈。这三起案件的作案手法高度相似~受害者被诱骗、劫持、勒杀后冷冻碎尸，抛尸地点隐蔽至极。

　　而当警方最终锁定凶手时，整个刑侦界都为之震动：两名主犯皆是年过半百的老者，其中一人竟曾是身披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模范警察，另一人则是老干部家的子弟。

　　这两个本该安享晚年的老人，为何会沦为双手沾满鲜血的恶魔？他们的人生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扭曲，才让昔日的荣光与善意，彻底被贪婪和仇恨吞噬？

　　一、矿区神探：从山沟沟里走出的破案奇才

　　1952 年出生的马金成，打小就带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1975 年，23 岁的他穿上警服，成为白银区公安分局下属矿区刑侦队的一名民警。彼时的白银还未撤区设市，矿区里遍布矿井、工棚，人员混杂，盗窃、斗殴、甚至命案时有发生，是出了名的 “治安重灾区”。

　　马金成一米八的个头，浓眉大眼，嗓门洪亮，干起活来像头蛮牛。矿区的案子大多棘手，要么是井下纠纷引发的伤害案，要么是流动人口作案后踪迹难寻，但马金成似乎天生就有破案的天赋。他不怕苦，井下几十米深的巷道，别人避之不及，他拿着手电筒一钻就是大半天，只为寻找一枚带血的矿镐；他也够细，嫌疑人随口说的一句方言、身上沾着的特殊矿粉，都能成为他锁定线索的关键。

　　有一年冬天，矿区发生一起盗窃案，工人宿舍里十几人的工资款不翼而飞，报案时天刚蒙蒙亮，雪下了一夜，现场几乎被积雪覆盖。同事们都觉得线索断了，马金成却蹲在雪地里扒拉了三个多小时，最终在宿舍后墙根的雪堆里，发现了半个模糊的鞋印。他凭着这半个鞋印，对比了矿区所有工人的胶鞋，最终锁定了一名有盗窃前科的临时工，不仅追回了全部工资款，还顺藤摸瓜破了另外两起积案。

　　这样的案子，马金成在矿区的八年里破了不下百起。领导器重他，说他 “眼里有活，心里有数”；同事佩服他，称他是 “矿区神探”；就连辖区的群众，见了他都主动打招呼，谁家有难处，也愿意找他帮忙。那时候的马金成，心里揣着一股正气，觉得当警察就该护一方平安，每次破案后的成就感，是任何东西都替代不了的。

　　但这份成就感，渐渐被一种隐秘的不甘所取代。矿区地处偏远，交通闭塞，日子过得单调乏味。看着身边有些同事通过关系调到市区，看着电视里播放的城市繁华景象，马金成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他觉得自己有本事，不该一辈子困在这山沟沟里，他渴望更广阔的舞台，更体面的生活。而改变命运的钥匙，在他看来，就藏在 “婚姻” 里。

　　他开始刻意疏远矿区的姑娘，哪怕有人主动示好，他也礼貌回绝。他把目光投向了省城兰州，他知道，只有在那里，才能遇到能帮他 “飞黄腾达” 的人。为此，他托了好几个在兰州工作的朋友，让他们帮忙留意合适的对象，条件只有一个：家境优越，能在事业上帮到他。

　　功夫不负有心人，朋友还真给他介绍了一个姑娘。姑娘不仅长相清秀、身材高挑，更重要的是，她出身于兰州的高干家庭，父亲是省里的老干部，人脉广阔。马金成一眼就认定，这就是他要找的人。为了追求姑娘，他可谓费尽心思：每天下班后，坐三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赶到兰州，就为了和姑娘吃一顿晚饭；姑娘喜欢看书，他就省吃俭用，买遍了当时流行的中外名着，哪怕自己根本没心思读；姑娘家里有什么事，他总是第一个冲上去帮忙，脏活累活从不抱怨。

　　他的真诚和能力，最终打动了姑娘和她的家人。1982 年，马金成如愿娶到了这位姑娘。婚礼上，看着岳父身边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马金成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在兰州闯出一番名堂。

　　婚后不久，在岳父的运作下，马金成以 “专业特殊人才” 的身份，从白银区公安分局调到了兰州市工商局经济检查站。这一步，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他终于走出了闭塞的矿区，踏入了繁华的省城，也进入了一个更具权力和诱惑的领域。

　　二、劳模荣光：站在巅峰的得意与张扬

　　上世纪八十年代，工商局刚刚成立不久，肩上的担子却不轻。当时，走私贩私、投机倒把、买空卖空等经济犯罪活动猖獗，工商部门成了打击这些违法行为的主力军。而马金成，凭借着在公安系统积累的刑侦经验，成了经济检查站的 “尖刀兵”。

　　他对办理经济案件有着近乎痴迷的热情。接到线索后，他总能第一时间梳理出关键节点，制定周密的抓捕计划；面对走私分子的拉拢腐蚀，他始终不为所动。有一次，他查办一起走私香烟案，涉案金额达几十万元，走私团伙的头目托人给马金成送了一沓厚厚的现金，还承诺给她妻子安排一个清闲的工作，马金成当场就把现金扔了回去，冷冷地说：“我吃的是公家饭，办的是良心案，想让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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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借着这份执着和能力，马金成在经济检查站屡立奇功。他先后侦破了数十起重大走私贩私案件，涉案金额累计达上千万元，为国家挽回了巨额损失。1986 年，鉴于他的突出贡献，马金成被授予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受邀前往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奖。

　　那是马金成人生中最风光的时刻。当他穿着笔挺的中山装，站在领奖台上，接过奖章的那一刻，台下掌声雷动，镁光灯闪烁不停。回到兰州后，当地的报纸、电视、广播轮番报道他的事迹，标题赫然写着 “工商战线的破案英雄”“新时代的劳模典范”。单位里，同事们对他毕恭毕敬；社会上，认识不认识的人，只要听说他是 “马劳模”，都会主动上前打招呼。

　　这份荣光，彻底冲昏了马金成的头脑。他本就不拘小节、口无遮拦的性格，在名利的加持下，变得愈发张扬和傲慢。开会时，他常常打断领导的讲话，直接发表自己的看法，丝毫不顾及场合；同事们办案遇到困难，向他请教，他要么敷衍了事，要么就颐指气使地指挥别人，仿佛自己是高高在上的领导；就连平时走路，他都抬着头、挺着胸，眼神里透着一股生人勿近的傲气。

　　有人劝他收敛一点，“树大招风，太张扬容易得罪人”，马金成却不以为意，反而觉得这是 “有本事” 的表现。“我凭自己的本事拿奖章、破大案，难道还不能让人知道？” 他常常在酒桌上这样说，语气里满是得意。

　　他不知道的是，这份张扬，早已为他的人生埋下了祸根。那些被他得罪的人，那些嫉妒他荣光的人，都在暗中观察着他，等待着一个扳倒他的机会。而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

　　三、命运转折：走私车案背后的漩涡

　　1988 年初秋，兰州的天气已经有了一丝凉意。一天下午，马金成正在办公室整理案卷，一个神秘的电话打了进来 ，是他安插在沿海地区的线人。线人的声音带着一丝急促，说有一伙兰州籍的团伙，从南方走私了一批进口汽车，一共 10 辆，清一色的高档货，案值高达两三百万，现在已经运到了邻省的一个县城，准备和当地的走私犯勾结，就地出手。

　　两三百万，在八十年代末的中国，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那时候，一辆普通的桑塔纳轿车，售价就要十几万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几十年的工资，更别提这些价格昂贵的进口车了。这样的大案，对于马金成来说，既是挑战，也是诱惑。他骨子里的破案欲被瞬间点燃，恨不得立刻就带队冲过去，将这伙走私犯一网打尽。

　　但线人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他如遭泼冷水：“领头的是兰州的张老三，你应该认识。”

　　张老三，马金成确实认识。此人在兰州的江湖上颇有来头，据说背后有很深的背景，黑白两道都吃得开。马金成平时在酒局上和他见过几次面，张老三为人圆滑，出手阔绰，还曾想拉拢马金成，让他在办案时 “多关照”，被马金成当场拒绝了。

　　一想到对手是张老三，马金成的心里就犯了难。他太清楚，在那个年代，查办这种背景深厚的走私案件，有多难。往往是案子刚一上手，说情的电话就打爆了，各种压力接踵而至，最后大多是 “罚款了事”，根本动不了核心人物。要是强行查办，不仅可能无功而返，还可能给自己惹来一身麻烦。

　　可就这样放过这伙 “大鱼”，马金成又不甘心。这起案件的案值之大、影响之广，是他从业以来少见的，要是能成功侦破，必定又是一笔耀眼的功绩。他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烟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灰缸里很快就堆满了烟蒂。

　　纠结了整整一个晚上，马金成终于想出了一个 “两全之策”：他亲自带队去邻省的县城，摸清案件的具体情况，然后将案件移交给另一个侦查组办理。这样一来，既不算放过案件，又能让自己置身事外，避免和张老三的势力直接冲突。

　　第二天一早，马金成带着两名同事，驱车赶往邻省。在当地工商部门的配合下，他们很快就摸清了情况：这批走私车被藏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张老三的团伙和当地的走私犯已经谈好了价格，准备第二天交易。马金成当即制定了抓捕计划，但就在行动前夜，他却突然改变了主意，以 “兰州有紧急公务” 为由，带着同事返回了兰州，将案件的全部材料，都移交给了另一个侦查组。

　　不出马金成所料，这起案件的最终结果，果然是 “罚款了事”。张老三凭借着背后的关系，只交了一笔数额不大的罚款，就安然无恙地脱身了。但让马金成没想到的是，张老三这一趟走私，虽然没被判刑，但连罚款带打点关系的钱，算下来几乎没赚到什么，相当于白忙活了一场。

　　张老三咽不下这口气，他认为是办案人员 “太不给面子”，竟然联合当地的走私犯，反过来把办案的侦查组告了，说他们 “滥用职权”“敲诈勒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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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马金成已经把案件移交出去了，这件事按理说和他没什么关系。可他千算万算，却忘了一件小事：他去邻省出差时，来回的差旅费、住宿费，一共花了一千多块钱，回来后，他找那个侦查组报销了。

　　就因为这一千多块钱的差旅费，马金成被牵连进了这起纠纷。张老三的人在告状时，故意把马金成也拉了进来，说他 “参与办案，收受好处”。

　　调查组很快就介入了调查。马金成反复解释，自己只是参与了前期的侦查，并没有参与后续的抓捕和处理，报销差旅费也是按规定办事，没有任何违规行为。可调查组的人却告诉他，“这事很敏感，你是全国劳模，影响太大，组织上需要保护你”。

　　所谓的 “保护”，最终变成了 “调离”。1989 年初，马金成被调离了经济检查站，安排到了工商局下属的一个闲职部门，名义上是 “负责后勤保障”，实际上就是让他 “赋闲”。每天的工作，就是看看报纸、喝喝茶，偶尔帮着收发一下文件，再也没有机会接触任何案件。

　　从万众瞩目的劳模英雄，到无所事事的闲职人员，这样的落差，让马金成难以接受。他曾经试图找领导申诉，想要回到办案一线，可每次得到的都是敷衍的答复：“组织上是为了你好，你安心待着，有合适的机会再给你安排。”

　　日子一天天过去，马金成的心态也渐渐变了。他开始酗酒，每天在办公室里喝得醉醺醺的，对谁都没好脸色。他觉得自己被冤枉了，被抛弃了，曾经的理想和抱负，在日复一日的闲散中，慢慢消磨殆尽。

　　四、下海沉浮：从意气风发到一败涂地

　　赋闲的日子一过就是三年。这三年里，马金成从最初的愤怒、不甘，变成了后来的麻木、消沉。他看着曾经的同事一个个升职加薪，看着那些曾经不如自己的人，如今都过得风生水起，心里的落差越来越大。

　　就在他几乎要放弃希望的时候，一个机会来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全国，很多单位都开始创办下属公司，搞 “创收”。工商局也不例外，决定成立一家贸易公司，需要一个有能力、有经验的人来负责。领导们想到了马金成，觉得他曾经办过那么多大案，人脉广、能力强，适合做这个工作。

　　接到任命的那一刻，马金成仿佛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他觉得这是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于是立刻戒掉了酒，全身心地投入到公司的筹备中。他跑市场、找货源、谈客户，凭借着在工商局积累的人脉和自己的精明能干，公司很快就步入了正轨。

　　短短两年时间，马金成就把这家贸易公司做得有声有色，每年能为工商局创收几十万元。他再次成为了单位里的 “红人”，领导对他赞不绝口，同事们也对他刮目相看。可就在这时，他的老毛病又犯了， 张扬、傲慢的性格再次暴露无遗。

　　他在公司里说一不二，独断专行，不允许员工有任何不同意见；他花钱大手大脚，公司的利润，很大一部分都被他用来请客吃饭、拉拢关系；他还常常在公开场合吹嘘自己的 “功绩”，说公司能有今天的成绩，全是他一个人的功劳，根本不把工商局的支持放在眼里。

　　渐渐地，公司里的员工对他怨声载道，很多人都向工商局领导告状，说他 “贪大喜功”“克扣员工福利”“独断专行”。更有甚者，还举报他 “贪污受贿”“乱搞男女关系”，把能想到的罪名，都扣在了他的头上。

　　一封封匿名举报信，像雪花一样送到了领导的办公桌上。领导们虽然看重马金成的能力，但面对这么多的举报，也不得不重视起来。他们成立了调查组，对马金成进行了审查。

　　审查结果显示，马金成并没有贪污受贿的实质性证据，但 “独断专行”“花钱大手大脚” 却是事实。领导找他谈话，批评了他的做法，让他收敛性格，好好管理公司。可马金成却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他认为自己为公司立下了汗马功劳，花点钱、说了算，都是应该的。他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甚至在和领导开会时，当场拍桌子瞪眼，争执了起来。

　　就这样，马金成再次失去了机会。1995 年，工商局免去了他的公司负责人职务，再次把他调到了一个闲职岗位。这一次，他彻底心灰意冷了。他觉得自己无论怎么努力，都得不到认可，无论做得再好，都会有人挑刺。

　　在闲职岗位上待了几年后，马金成再也忍受不了这种 “混吃等死” 的日子。他递交了提前退休申请，想要下海经商，凭借自己的能力，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工商局的领导和同事们，巴不得他早点走，很快就批准了他的申请，还为他举办了一场 “欢送会”。

　　离开工商局的那天，马金成站在单位的大门口，回头望了一眼这栋他待了十几年的大楼，心里五味杂陈。他曾经在这里意气风发，在这里获得荣光，也在这里遭遇挫折。他暗暗发誓，一定要在商海里做出一番成绩，让那些看不起他的人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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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他万万没想到，经商之路，比他想象中要艰难得多。离开了工商局的光环和人脉，他什么都不是。

　　他的第一笔投资，是在西安开一家饭馆。一个曾经和他称兄道弟的 “铁哥们” 告诉他，西安有一家饭馆要转让，地理位置好，客源稳定，只要盘下来，肯定能赚钱。马金成信了，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又向亲戚借了一笔钱，一共凑了十几万元，盘下了那家饭馆。

　　可等他接手后才发现，自己被骗了。这家饭馆的地理位置确实不错，但早就因为经营不善，欠下了一大笔外债，而且客源也早已流失。马金成硬着头皮装修、招聘员工、开业经营，可生意却一直惨淡。每天的营业额，连房租和员工工资都不够支付。他苦苦支撑了三个月，不仅没赚到一分钱，反而又亏了五六万元。

　　房东见他交不起房租，天天派人盯着他，生怕他跑了。马金成当过十几年的警察，反侦察能力极强，他趁着一个深夜，偷偷收拾了自己的行李，从饭馆的后门溜了出去，坐上了回兰州的火车。这一次，他不仅血本无归，还背上了几万元的债务。

　　回到兰州后，马金成并没有气馁。他觉得自己只是运气不好，只要再找一个好项目，一定能翻身。他把目光投向了煤炭行业，当时兰州的煤炭需求量很大，开煤厂似乎是一个稳赚不赔的生意。于是，他找到了自己的亲姐姐，说服她一起合伙开一家煤炭加工厂。

　　姐姐一开始并不同意，觉得煤炭行业风险太大，但架不住马金成的软磨硬泡，最终还是拿出了自己的积蓄，和马金成一起，在兰州郊区办起了煤炭加工厂。一开始，生意确实不错，每天都有很多客户上门拉煤，工厂的利润也越来越高。马金成心里乐开了花，觉得自己终于要时来运转了。

　　可命运再次和他开了一个玩笑。就在煤厂的生意蒸蒸日上的时候，兰州市政府推出了 “蓝天工程”，为了治理空气污染，开始限制和取缔小煤炉，推行集中供暖。马金成的煤炭加工厂，因为规模小、污染大，被列入了 “关停名单”。

　　接到关停通知的那天，马金成瘫坐在工厂的地上，半天说不出话来。他投入了全部的积蓄，付出了无数的心血，眼看就要赚钱了，却因为政策的变化，一夜之间化为泡影。更让他绝望的是，工厂关停后，不仅赚不到钱，还欠下了供应商十几万元的货款。

　　为了这笔债务，马金成和姐姐彻底反目成仇。姐姐觉得是马金成的决策失误，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要求马金成独自承担债务；马金成则觉得，姐姐作为合伙人，也应该分担一部分。双方争执不下，最后闹到了法院。

　　法院经过审理，最终判决马金成承担全部债务，从他每个月的退休工资里扣除 1000 元，用于偿还欠款。而马金成每个月的退休工资，只有 1300 元，扣除 1000 元后，只剩下 300 元，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维持。

　　这一次，马金成彻底垮了。他不仅失去了事业，还失去了亲情，背上了沉重的债务，日子过得一塌糊涂。他开始天天酗酒，喝醉了就骂人，把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在妻子身上。曾经恩爱的夫妻，如今却形同陌路，争吵不断。最终，妻子忍无可忍，向法院提出了离婚。

　　马金成骨子里的傲气，让他不愿意在妻子面前低头。他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并且净身出户，把家里唯一的房产留给了妻子，自己则在兰州的郊区租了一间狭小、阴暗的出租屋，独自一人生活。

　　那段日子，是马金成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光。他每天除了喝酒，就是躺在出租屋里发呆，看着窗外的天空，觉得自己的人生一片灰暗。他曾经是全国劳模，是破案英雄，如今却成了一个负债累累、妻离子散的穷光蛋。这种巨大的落差，让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怨恨。

　　五、难兄难弟：两个落魄者的绝望联盟

　　就在马金成深陷绝望的时候，他遇到了贺兰定。

　　贺兰定比马金成大一岁，1951 年出生。他的家庭背景，比马金成还要显赫。

　　他的父亲是解放大西北的老干部，是名副其实的 “功臣”，后来一步步升迁，成为了兰州市的主要领导之一。贺兰定是家里的小儿子，从小就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身边的人对他都毕恭毕敬。

　　但贺兰定的父亲，是从艰苦年代走过来的老革命，一生清廉，从不肯用自己的权力为子女谋私利。所以，贺兰定高中毕业后，并没有像其他人想象的那样，进入机关单位工作，而是和普通市民的孩子一样，通过招工，进入了一家工厂，成为了一名普通的工人。

　　在工厂里，贺兰定一干就是几十年。他为人豪爽，讲义气，出手大方，在厂里的人缘很好。改革开放后，贺兰定脑子活络，嗅到了商机。他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倒腾服装、香烟、海鲜，后来又开始做花卉生意。凭借着敏锐的商业嗅觉和诚实守信的经营，贺兰定很快就赚到了第一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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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年，贺兰定的日子过得风生水起。他在兰州买了房、买了车，成了厂里人人羡慕的 “万元户”。他富裕之后，并没有忘记曾经的同事和朋友，经常请大家吃饭、喝酒，每年冬天，还会组织大家去海南、广西北海等地度假。在朋友们眼里，贺兰定是一个 “重情重义、有本事” 的人。

　　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后，贺兰定不再满足于小打小闹。2002 年底，非典疫情爆发，全国上下都陷入了恐慌。但在贺兰定看来，这却是一个 “商机”。他觉得，如果能开发出一种治疗或遏制非典的药物，肯定能赚大钱。于是，他联合自己的兄弟，投入了 400 多万元的全部积蓄，成立了一家 “生物科技公司”，专门研发抗非典药物。

　　可他万万没想到，研发药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和兄弟既没有相关的技术，也没有专业的团队，投入的 400 多万元，很快就打了水漂，研发出来的所谓 “药物”，根本没有任何效果。非典疫情结束后，贺兰定的公司彻底破产，他几十年的积蓄，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从腰缠万贯的老板，变成一无所有的穷光蛋，贺兰定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他曾经无数次想过自杀，但每次都因为没有勇气而放弃。他不敢告诉家人自己破产的消息，只能独自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后来，贺兰定实在走投无路了，想到了自己工作了一辈子的工厂。他希望工厂能给自己一些救济，帮自己渡过难关。那天，他穿着一身破旧的衣服，走进了厂长办公室。他坐在沙发上，局促不安地搓着手，想说的话在喉咙里打了无数个转，却始终说不出口。他曾经是厂里最风光、最有出息的人，如今却要在昔日的同事面前哭穷，向厂里要救济，这让他觉得无比屈辱。

　　纠结了一个上午，贺兰定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默默地离开了厂长办公室。走出工厂大门的那一刻，他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他觉得自己活得太失败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贺兰定陷入绝境的时候，一个平时和他称兄道弟的 “朋友” 找到了他。这个朋友是个赌徒，欠了一大笔赌债，被债主追得走投无路。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贺兰定哭诉，说自己如果还不上钱，就会被债主打断腿。

　　贺兰定虽然自己也身处困境，但他骨子里的讲义气，让他无法拒绝朋友的请求。他犹豫了很久，最终咬牙说道：“我也没钱，但我最值钱的就是这套房子，房产证给你，你拿去抵押借钱，一定要把钱还上，不然你就真的把我害死了。”

　　那个赌徒拿到房产证后，千恩万谢地走了。可贺兰定万万没想到，这个赌徒拿到房产证后，并没有用来抵押借钱，而是直接卖给了别人，拿着钱跑路了。等贺兰定发现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他的踪影了。

　　房子没了，贺兰定彻底傻眼了。他不敢告诉妻子，可纸终究包不住火。妻子得知真相后，气得当场就晕了过去。醒来后，妻子哭着对贺兰定说：“你这个傻子！你怎么能这么相信别人！我们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

　　贺兰定知道自己对不起妻子和孩子，他没有任何辩解。他用一个塑料袋，装了几件换洗衣服，净身出户了。临走前，他给妻子深深鞠了一躬，声音沙哑地说：“对不起，你好好照顾孩子，我走了。”

　　就这样，贺兰定也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他在兰州的郊区租了一间破旧的出租屋，和马金成成了 “邻居”。

　　两个同样落魄、同样心怀怨恨的人，很快就走到了一起。他们经常凑在一起喝酒，聊起自己的过去，聊起如今的困境，聊起那些 “对不起” 自己的人。马金成抱怨社会不公，觉得自己明明有能力，却屡屡遭遇挫折；贺兰定则痛恨那个骗走自己房产证的 “朋友”，痛恨命运对自己的不公。

　　酒一杯杯下肚，怨气一点点积累。他们开始觉得，自己之所以落到今天这个地步，都是社会造成的，是这个社会亏欠了他们。他们觉得自己曾经为社会做出过贡献，如今却被社会抛弃，他们要 “向社会讨回公道”，要夺回自己 “应得的一切”。

　　2004 年除夕夜，兰州的街头张灯结彩，家家户户都在团圆过年。马金成和贺兰定两个人，却在出租屋里喝得酩酊大醉。窗外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屋内的气氛却异常压抑。

　　“老贺，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马金成端着酒杯，眼神浑浊却带着一丝凶狠，“我们得干点‘大事’，赚一笔大钱，好好过日子。”

　　贺兰定也喝红了眼，他点了点头：“老马，我听你的，你说干啥，我们就干啥！”

　　“抢！” 马金成一字一顿地说，“我们去抢那些有钱人，他们的钱来得容易，抢他们一笔，我们就能翻身了！”

　　贺兰定犹豫了一下，他虽然怨恨社会，但从未想过抢劫。可一想到自己如今的处境，想到那些风光无限的有钱人，他的心里就燃起了一股邪火。他咬了咬牙：“好！抢就抢！”

　　那天晚上，两个人揣着两块砖头，走出了出租屋。兰州的冬夜，寒风刺骨，街头行人稀少。他们在街头晃荡了很久，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却始终没有下手。他们年纪都大了，体力不如年轻人，万一抢劫不成，被人抓住，后果不堪设想。

　　“不行，这样硬抢不行，我们跑不动，” 马金成摇了摇头，“得智取。”

　　两个人回到出租屋，继续喝酒，继续谋划。马金成当过十几年的警察，熟悉侦查和反侦查技巧，他知道怎么作案才能不被警方发现。在酒精的刺激下，一个周密而残忍的作案计划，在他们的脑海中逐渐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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