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章 信用卡的黄金时代

　　我记得特别清楚，2007年9月，我搬离了定海新村那个蜗居，一脚踏进了汽车东站附近的新地盘。房子大了，感觉气儿都喘得匀了点儿。正赶上那年头一场秋雨，哗啦啦把夏天最后那点儿燥热给浇透了，我就趁着这股子凉快劲儿，在出租屋阳台那儿晾被子。手机在口袋里嗡嗡震，跟犯了痨病似的。掏出来一看，芬花发的短信，字不多，就跟一片枯叶子掉手里一样轻飘飘的：“徐老师昨夜车祸走了。”

　　刚读完，一股糖炒栗子的焦香味儿，也不知道打哪儿飘过来的，直往鼻子里钻。我攥着手机，那塑料壳子都烫手。阳台玻璃上全是雨水道道，糊得跟花猫似的，看着看着，忽然觉得那不是雨水，是十多年前教室讲台上扬起来的粉笔灰。

　　这思绪一下子就倒带了。1994年的秋天是啥味儿？是晒谷场上那股子干爽带点太阳晒过的尘土气儿。我10岁出头，蹲在老墙底下看蚂蚁搬家。晨雾里头，徐老师推着他那辆宝贝凤凰牌自行车出来了。车筐子里码得整整齐齐的是牛皮纸包着的作业本，车铃铛上还挂着露水，一晃“叮铃铃”，他那件靛蓝色的中山装上衣口袋里，常年揣着个油纸包着的酥糖。看见我缩在墙根数蚂蚁，老师走过来，也不多话，掰开粘在一块儿的糖块儿递过来，“小闲，蹲这儿看蚂蚁？当心蚂蚁把你的算盘珠子都给搬跑了！”

　　眨眼就蹿到了2000年，云会中学。那走廊的味儿可真绝了，新印卷子的油墨味混着桂花的甜香，吸一口就觉着是知识的味道。我那时候，抱着一大摞《自然科学练习册》，噔噔噔穿过光影晃动的走廊。脚底下踩着的是九十年代铺上去的彩釉地砖，上头印的牡丹花儿？早被我们这帮学生军的铁蹄磨成了几个分不清颜色的大块斑。徐老师的办公桌挨着窗户，那铁窗框都锈了。玻璃板底下压着早就发黄变脆的教师值班表，有个犄角旮旯还顽强地粘着不知道哪个中秋节的月饼渣子。批作业他最爱用的是一支英雄牌钢笔，墨水瓶？您猜不着，是把医院里打葡萄糖用的那种玻璃瓶子洗干净了接着用！那蓝墨水在作业本儿纸上洇开的时候，活像一朵没开透的蓝睡莲，沉在水底。

　　记忆里最尖利的那一下，是2001年夏天。教导主任那屋，头顶吊扇有气无力地搅动着凝滞的空气，里头还是那熟悉的桂花味儿，但闻着不香了，呛人。我的中考志愿表被班主任“啪”一下拍在红木桌子上，动静震得旁边搪瓷茶缸里的胖大海直晃悠。“塘栖中学？！你小子胆儿挺肥啊！”班主任那眼神儿，跟看个走错路的小蚂蚁似的。就在这时，一直埋在作业堆里的徐老师，把他那副金丝边眼镜往鼻梁下头推了推，眼皮一抬：“我看这孩子行！能考上！”他身后窗外头，银杏叶子正被风裹着往下掉，跟下金子雨似的。可他说那句话的语气，那叫一个稳，稳得就像村头那棵长了二百年的老樟树，根深蒂固。

　　那年深秋，红彤彤的塘栖高中录取通知书真就躺在我家桌子上。我记得学校门口小卖部的冰柜结了层白霜，往外丝丝冒着寒气。徐老师正蹲在门槛上“咕咚咕咚”灌汽水呢。我告诉他这消息，他“噌”一下站起来，手里的汽水瓶子一歪，“哗啦”全泼在他那条洗得发白的卡其裤上，深色的水渍迅速爬开，跟画了幅写意山水似的。“咋样！我说啥来着！”他哈哈笑着，声音亮堂，顺手把空瓶子使劲儿往装废品的大竹筐里一砸——那“哐当”一声脆响，隔了这么多年，还在我耳朵边绕着、绕着。

　　转眼就是2007年的秋天了。阳光懒洋洋爬进窗，正好落在我书桌抽屉里。那本中考复习笔记还在里头躺着呢，泛黄的扉页上，徐老师用他那特有劲儿的楷书写着一行：“知识是永不生锈的钥匙。”那股子墨香味儿早就散得没影儿了。可这会儿，我好像又看见当年他讲课那劲儿，粉笔灰在九月的阳光柱子里面飘啊飘，闪闪烁烁，愣是成了我青春里的迢迢银河。

　　楼下“收破烂儿喽！”的吆喝声扯着嗓子喊上来，听动静，三轮车上指定又摞着谁家搬走不要的破凉席、烂脸盆。我下意识摸出手机，手指头在通讯录里划拉，那个名字——“徐老师”，它永远地定格在2007年的秋天了。晾衣绳上滴着水的白t恤，影子印在防盗窗的铁条上，就是个不大不小的十字架。我有点恍惚，好像又看见徐老师骑着那辆永久牌自行车穿过浓雾，车筐里是新批改完、带着新鲜红叉钩钩的月考卷子，后座夹着当天的《余杭早报》。谁他妈能想到呢，命运这个老流氓，就在这年秋天，露出它两颗大獠牙，一口就把这熟悉的身影吞了，嚼碎了，像碾碎梧桐大道上一片飘落的叶子。

　　我把初中劳技课做的那个松木笔筒转了个方向，让它朝着太阳。心里头就琢磨：在南方某个潮湿得能拧出水来的九月清晨里，那个叫汪小闲的愣头青，他其实是被智者肩头的粉笔灰轻轻点过。而那份简单的、结结实实的信任，就成了一条小破船，把他这十几年载得稳稳当当。真的，有时候别人一句特普通的肯定，就特他娘的管用，管用到足以把你整个青春岁月里那点迷茫的、混沌的玩意儿，一下子照得透亮，像阳光射进一片死海。

　　日历哗哗地往前翻，2008年3月。江南那个鬼天气，春寒料峭，空气里头好像飘着肉眼看不见的小冰针，扎得人骨缝里都发酸。老家的院子里，那棵枇杷树怯生生冒出了几颗嫩绿芽。屋檐角上积的残雪化了，水珠子滴滴答答砸在青石板上，跟时间的秒针赛跑。我奶躺在小叔叔家一楼那个统间的西北角床上，人看着已经不大行了。我这个长房长孙，就蜷在奶奶睡的雕花木床沿上，不敢大喘气儿，就干陪着。

　　奶奶五个孩子——我爸，两个叔、两个姑姑，他们的脚步声在那不大的房间里头，跟走马灯似的，整宿整宿轻轻地转。我捎回来的冬虫夏草在紫砂小药锅里“咕嘟咕嘟”响。两个姑姑轮着班儿，每天用温毛巾小心翼翼地给我奶擦洗那浮肿得发亮的手和脚。婶婶总把窗帘掀开一道缝儿，说：“妈最稀罕看院里头那几丛月季了。”可那些花儿，曾经被我奶奶拿着剪子精心伺候过的宝贝疙瘩，这会儿在她那已经涣散的眼光里，早就融成一片浑浊的光影，啥也分不清了。

　　有天大清早，不知道打哪儿透进来一缕阳光，斜斜地穿过雕花的木头窗棂，正好铺在奶奶盖的旧棉被上。就在这光柱子里，奶奶那只瘦得只剩下骨架子的手，突然特别特别费力地抬了起来，枯树枝一样的手指头在半空中慢慢地、徒劳地抓挠着，像是想抓住点啥。守在床尾的我爷爷，身子猛地一顿，想站起来，两条老胳膊微微地抖着，可他最后只是……慢慢地、慢慢地转过了身去，把他那副早就佝偻得不成样子的脊梁骨对着光，把一道黑黢黢的影子投在身后那面斑驳起皮的石灰墙上。

　　奶奶走的那天，房间里安静得可怕，连空气都凝固了。忽然，那口一直提着的气，轻轻地、平平静静地呼出来了。就这一下，屋子里头五个儿女的哭声“轰”一下就炸开了锅，搅和在一起，结结实实像一张痛苦织成的网。我眼角的余光瞥见我爷爷的旧布鞋在门槛上冷不丁绊了一下，老头儿一声没吭，默默地走开，坐到了角落里的小马扎上。

　　回杭州的中巴车一路摇摇晃晃，穿过大片大片开得没心没肺的油菜花田。我怀里死死抱着奶奶临终前不知道花了多少力气给我纳好的一双千层底布鞋，鞋底子上密密麻麻的针脚还在，可搓麻线的、把鞋底扎透的那股子韧劲儿和温暖，已经跟着人一块儿散了。回到出租屋，世界突然安静得瘆人，桌子上那个电子闹钟“滴滴答答”的动静被放大了十倍，一下一下砸在耳朵里。半夜惊醒，总感觉黑咕隆咚的屋子里头，好像飘着我奶奶拿手的酒酿圆子味儿——她煮的那个讲究啊，红糖得熬成挂旗的蜜糖色，小糯米圆子里头一定得揉了细细的干桂花碎，香得让人流口水。

　　再后来，全家老小一块儿整理奶奶的遗物。三月的阳光特别好，把樟木箱子里的老衣服晒得散发出一股陈年的、旧木头加皂角的沉香味儿。爷爷蹲在墙角旮旯，闷着头叮叮当当地归置他那堆农具，一把生锈老镰刀碰在锄头把上，声音贼刺耳。突然，“当啷”一声轻响，从犄角旮旯里掉出半卷灰扑扑的纸片子。捡起来一看，嚯！1958年的老粮票！那纸边儿都破了，粘着早年间我奶奶用浆糊粘的小补丁。在翻奶奶用过的那个五斗柜最里头那个抽屉时，摸出了一张有点卷边的全家福。照片上，奶奶围着条靛蓝老布的围裙，笑得见牙不见眼，怀里抱着刚满月的、皱巴巴像个小老头的我。她身后围成大半圈儿站着的，是我爸、两个叔叔、两个姑姑。

　　那天吃饭的时候，爷爷咂吧着他那个小酒盅，冷不丁开口说了一句：“昨儿夜里，梦着你奶奶了。骂我呢，骂我老把东西乱放，让她找不着。”满桌子原本扒饭的筷子都顿了一下，没人接话。房檐角上，正好一窝新燕子“唧”地一声飞过去，快得好像就为了躲开老头儿悄悄红了的眼圈。

　　现在每次逛到河坊街，看见那些头戴靛蓝布头巾卖糕团的老太太，我总会不自觉多看两眼。梅雨天晒被子，手还没抬起来呢，那“三下轻拍两下重打”的老手法自己就冒出来了。深秋煮桂花糖藕，守着砂锅听里面“咕嘟嘟”地翻滚，那节奏感觉都带着调儿，就跟当年我奶奶站锅台边儿上叨叨的声音似的：“火候要文啊，得文火炖，慢悠悠的，那甜味儿才钻得进藕眼儿里去。”你发现没有？好些个习惯，早就像老树根儿一样，深深扎进你日子里的每道褶皱缝儿里。就像我奶奶压在箱子最底下那蓝印花布，浆洗得越旧，颜色褪得越淡，它反而变得越软和，越跟你亲。

　　我做过一个梦。梦里老家的灶膛火通亮，映着我奶奶梳得一丝不乱、纹丝不动的发髻。她那双全是裂口、老茧的老手，正一遍一遍仔仔细细地擦着那张全家福的相框玻璃。窗外头雪下得静悄悄的，可血脉里那股子温热劲儿，打从生死这一道坎儿里蹚过去，早就在心里头扎下了新的根，发出了新芽，一圈一圈长成了新的年轮。

　　咱们前面说了搬家，说了师生情，说了生离死别，现在该聊聊我赖以糊口的行当了——金融圈儿，更具体点说，银行那点事儿。

　　时光机咱再往回倒倒，2006年夏天。深圳发展银行的玻璃幕墙大得唬人，阳光打在上头能晃瞎你的眼。哥们儿我呢？愣头青一个，西装革履，胸前别着新崭崭的工牌，板板正正，像棵刚移栽进城里的行道树。那金属卡扣在空调房里头泛着冷光。那阵子我干劲十足，天天至少提前半小时到行里，看保洁阿姨拿块小麂皮布子擦大理石会议桌，好像无声地给我这个新人打气：“小子，好好干，梦想会实现的！”年轻，就是这么自信。

　　可现实这东西，专治各种不服。一晃两年多过去，2008年的某一个晚上？记不清了，反正就记得自己站在钱塘江堤上，我对着黑黇黇的江水，胳膊一抡，“嗖”地一声就把旧钥匙扣扔进去了。水面让月光一照，碎银子似的一片晃眼。就在那钥匙扣“噗通”沉底儿的几秒钟里，鬼使神差地，脑子里头响起徐老师那哑嗓儿了：“小子，记住了，真正的好钢，它不是硬挺挺杵那儿就行的，它得‘回火’！烧红了再捶打，捶打了再烧红，这样才经得起折腾，才有韧劲儿！”这话我当时听着也就那么回事，扔钥匙扣的时候根本想不到，它会在几年后那么应景。

　　在银行的日子，咋形容呢？就像是把你塞进了一架设定好程序的机器。早起眼皮还粘着呢，鼻子最先认路——永远是茶水间那股子廉价速溶咖啡味儿，那是主管梁峰的“回魂汤”。办公桌上那个电脑屏幕，一开机，“待办事项”那儿保准血红血红的挂着个“99 ”。打印机？嗬，那就是个不知疲倦的话痨，一天到晚“吱嘎吱嘎”往外吐合同，吐文件，在你桌子角边上堆成摇摇欲坠的纸山。每个月雷打不动开“打鸡血大会”，区域经理站台上唾沫横飞，手腕子上那块亮闪闪的欧米茄总在ppt闪烁的光影里划出一道道刺眼的弧。“从零开始的小白，到管一片儿的区域经理！五年！就五年！凤凰就得涅盘！”这口号喊得新人们热血沸腾，眼睛冒光。可有回在茶水间，我听见工龄快十年的陈姐一声冷笑：“切，他那会儿入行？好时候！房价才他妈几千块一平！站着说话不腰疼。”

　　真有熬得住的。有那么一个大半夜，干到凌晨三点四十七分，我把第37份征信报告塞进碎纸机。碎纸机“嗡”一声，绞得可欢实了。斜对面格子间突然探出个顶着鸡窝头的脑袋，是欧阳小平。这丫头手里举着个全家桶，眼神空洞地问我：“嘿，赌不赌？看这个月咱俩谁打车费先破两千块？”她明晃晃的眼睛里清晰地倒映着一屏接一屏的Excel表格，密密麻麻。身上的白衬衫不知道啥时候绷掉了第三颗扣子。我俩对着窗外那片彻夜不眠的霓虹丛林，机械地碰了碰手里冰得掉渣的可乐罐子。那股子渗进掌纹的寒气，当时没觉得，现在回味起来，多像一场无声的、提前进行的散伙饭啊。

　　最讽刺的一幕发生在我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季度表彰会，我穿着西装，攥着张热乎乎的、烫着金字的“服务之星”奖状，站在全分行同事面前念我“精心”准备的发言稿。说真的，那稿子内容我现在想起来都脸红，跟喝了二斤工业酒精似的：“真正的银行人！就该主动请缨最苦、最累、最没人愿意干的活儿！我给自己定的标准：每天至少完成十二项任务！从给客户复印材料，到收拾柜台桌子，啥活儿都得干，这才叫全能！客户就是上帝！就算凌晨三点打电话咨询理财，你也得立刻、马上、带着熬得通红的兔子眼和发自肺腑的微笑，对着话筒来一句——‘may I help you, sir？’”我的声音在中央空调沉闷的嗡鸣声里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共振，自己听着都觉得假。

　　好不容易熬到散会。没走几步，在消防通道门口，我就让人给堵了。傅军的大徒弟宋晓蓉，那寇丹指甲差点儿没把我胳膊肉给掐下来：“汪哥，你是不是加班加傻了？！你刚在台上喷什么呢？！上个月信贷部小吴被催放款逼得胃出血住院的事儿你忘了？！你这话是想卷死谁？！”她身上那股子晚香玉香水味混着没散干净的烟味直往我鼻子里钻，猛不丁让我想起上周路过行长办公室，门缝里挤出来的只言片语——关于新设分理处主任的人选，副行长那个连三张报表都看不明白的外甥名字，就那么轻飘飘地落进我耳朵里。

　　走那天，心里头反而空了。我把抽屉里攒了大半年的出租车票一张张摊开，铺满了整张办公桌面。蓝色的票面连起来，像一堆等着南飞的迷途候鸟留下的轨迹。人事主管小叶递过来那张薄薄的解约协议，我瞅了一眼，社保缴费记录那栏的小格子，就像掐着秒表一样，精准地停在了今天这个日期。迈出三瑞大厦的时候，看大门儿的老张头儿，平时话不多一人，突然紧走两步过来，往我手里硬塞了一罐冰镇王老吉。“都走了？”他顿了顿，皱纹挺深的老脸上没啥表情，“我看你们这拨儿年轻人啊，就跟那Atm机里的钱似的，一沓沓看着挺满当，也挺新挺精神，可细想啊，来来去去，不都是早早就给设定好程序的卡片人生么？”

　　一咬牙，一跺脚，转头就投奔了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报道那天，我还特意绕了个道，去看了看以前深发展那大楼。人家新装修了，贵宾理财区那叫一个高大上。隔着铮亮的防弹玻璃，看见里头有客户经理正点头哈腰地给一贵妇讲黄金走势图，西装笔挺，胸口挂着的工牌都换成了暗金色的，“资深客户经理”，够亮堂。就在我隔着大玻璃看里头“岁月静好”的同时，玻璃上很清晰地映出我当时的样儿：左手紧紧捏着光大刚给我发的、还带点儿塑料味儿的工牌，右手呢，没事儿人似地揣在裤兜里，可手指头正不自觉地摩挲着兜里那枚U盘——里头装着的，全是我在深行那两年，绞尽脑汁攒下的那批优质客户的详细老底儿。这东西，现在就是我的战备粮。

　　时间轴跳转到2008年3月13号。杭州的春天憋着一股劲儿，连下了好几天的雨，跟老天爷的水龙头拧不紧似的。光大银行建国支行那座三层小楼，玻璃幕墙上水珠子一道一道往下爬。

　　推开三楼卡中心那扇磨砂玻璃门，迎接我的是——一股子陈旧中央空调“呼哧呼哧”的哮喘声，像极了老牛喘气。一个挂着叫“沈振华”工牌的胖男人，行政主管，把一叠合同“啪”地按我面前。翻开一看，薪资那栏赫然俩大字：“面议”！这俩字儿透着一股浓浓的不靠谱感。正懵着呢，隔壁工位一个戴金丝细边眼镜的姑娘笑眯眯地把头伸了过来：“嘿，新来的吧？别被这‘面议’吓着。咱这儿的工资，得等你拉来的第一笔业绩提成落地了，才算得了数！”她桌上一个镶着亮片水钻的工牌架子挺晃眼，里头那张卡纸上印着俩字：“陆佳”。那俩字在昏黄的光线下，透着一种置身事外的精明。

　　第一次开晨会，我盯着投影仪那道光束里浮动的细密灰尘，像千万只小虫在跳舞。脑子里突然跟过电似的，蹦出我奶奶躺在病床上攥着我的手说的那句话：“…娃啊，记住，别总指望着别人给你掌灯，你得想法儿活成自己的灯，自己能照亮自己脚下那块地儿才行…”卡中心这地方的办公桌倒是宽敞，白花花的，显得特别亮堂。我带来的那个招财风水摆件，在窗户透进来的阳光底下闪出诡异的光斑。新人培训，讲师在上面喷着唾沫星子讲“陌生拜访技巧”，底下那些新人跟小鹌鹑似的，在笔记本上记得刷刷的。我呢？不动声色地翻开我那本客户分级表，在几个名字后面重重画上红色的五角星——这几条大鱼，可都是当年深更半夜还被我伺候过理财问题的老板们。嘿，您猜怎么着？今天他们在我的新地盘上，摇身一变，成了刚拉到前线的战略储备粮草！

　　在卡中心干久了，也免不了想起老东家。有那么一回加班，正吭哧瘪肚整风控模型呢，电脑屏幕冷不丁跳出来一个玩意儿——深圳发展银行的系统登录界面！那个熟悉的蓝色LoGo傻乎乎地杵在那儿。我握着鼠标，盯着它愣了足足有半分钟，脑子一片空白，像卡碟了。直到茶水间那边“叮”地一声——不知道谁热完饭的微波炉响了——才给我拽回来。

　　起身去冲咖啡提神，抄起那个用了多年的马克杯，杯底静静躺着宋晓蓉半年前送我的那个小小的金箔勺子，在褐色液体的折射下，闪着一点点微弱、但执拗的光。这光跟我窗外的城市一样，那会儿应该凌晨三点多了吧？钢筋玻璃大楼跟电子广告屏还死扛着不熄灯，一大片一大片的光，硬把城市照得跟白天似的。这场景，跟当初培训基地看的那个华尔街纪录片，里头号称“永不熄灭的灯光”，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只不过当时看着觉得是奋斗的希望，现在瞅着…有点刺眼。

　　现在的团队可比深发展那会儿热闹多了。丁奕这小子报到的时候，背着一活页夹的陌生拜访话术指南”，一看就是有备而来。马姐，挎着她那个印满了各大银行LoGo的帆布包从民生银行直接跳槽过来的，老江湖了。刚开始那会儿最带劲的是晚上加班开会。四个人围着写字楼里那张快散架的折叠桌，咬着冷汉堡，唾沫横飞地策划着怎么扫遍杭州各大商业区。打印机没日没夜地吐客户资料，白花花的纸张很快就淹没了窗台上那盆半死不活的绿萝。

　　有次团建吃火锅，李勇这狠人，夹着一块鸭血片，在翻滚的红油锅底里“指点江山”：“这么地！延安路那块儿的银泰商圈归我承包！丁奕，年轻能跑，西湖文化广场那疙瘩给你！马姐，四季青服装批发市场那些老板娘，就认你这张有经验的脸！你的主战场！”滚烫的牛油锅底翻腾着冒着泡，蒸腾的热气熏着我们的脸，感觉看出去，整个杭州城的信用卡额度都像锅底的泡泡一样，呼啦啦往上冒！

　　头两年，真是赶上了卡圈儿的“黄金十年”。08年深秋，一个礼拜我们四个愣是弄出去八百多张卡！一炮而红！庆功宴摆在了黄龙洞附近的大排档。马姐估计是喝高了，踩着凳子就站到了塑料餐椅上，手里举着扎啤杯，“砰”地一声敲在桌沿儿上：“想当年在民生，为点破资源！三斤白的喝下去都不定好使！在光大！兄弟姐妹们看看！咱拿数据说话！！”那嗓子敞亮！她脖子上那条施华洛世奇的黑天鹅吊坠，在烤鱿鱼的烟火气和顶上的白炽灯光里晃悠着，那反射的光，比柜子里锁着的啥“优秀员工”奖牌都闪亮！那会儿工资真不含糊，月月进账没有低于五位数的。最狂那回，在万象城，看中件巴宝莉的风衣，眼都不眨，刷就完了。poS机“滋啦”一声吐出来的那张小票，上面的数字长度，快赶上我在乐购超市推一车杂货的购物清单了！

　　可你懂得，好日子总有过头的时候。行业的裂缝，在狂欢底下早就悄咪咪裂开了。我在解百商场支摊儿推广的时候，好么，斜对角没两天就支起了民生的台子！那阵仗更大，不仅送的积分翻倍！还搞了迪士尼联名卡！我们的宣传单页被穿堂风一刮，跟没头苍蝇似的满场飞，那感觉，跟眼瞅着肥皂泡要碎差不多。更要命的是，有次路过主管的行长办公室，门没关严实，吵架声直往外冒：“……不良率（就是坏账）！都破警戒线了！你们市场部还只管往前冲？！这刹车再踩不死，窟窿大了谁填？！” 透过百叶窗的缝隙，看到墙上一面面小红旗（代表业绩达标）的光影，被条条阴影切割得支离破碎，像条被宰了的锦鲤。

　　卡中心四十号人，像沙漏里的沙子，漏得那叫一个快。坐在我对面那工位，总爱梳个梨花头的小姑娘，走的时候，桌子上就留了半盒没吃完的金嗓子喉宝。听说后来也没少吃这个续命，毕竟一天打二百通电话推销，嗓子不成破锣就怪了。后来有回加班整季度报表，一抬头，咦？发现电脑里oA系统显示的员工列表名字数量，比上个月打印出来的那份——直观地缩水了三分之一。离职率吓人啊！

　　现在每次路过建国支行那幢旧楼，走到楼下，我总会仰着脖子看看三楼那一排窗户。窗户玻璃通常都蒙着一层水汽，灰扑扑的。当年马姐带着我们亲手挂上去的、印着“冲刺百万！永争第一！”的大红横幅，早就不知道塞哪个仓库旮旯了。可那些跟堆积如山的信用卡申请表撕扯、被poS机签购单淹没的日子，好像就在昨天，感觉那厚厚的钢化玻璃上，还留着我们当年写写画画、或者忙乱中手指划过的印子。春去秋来，年复一年。唯有楼下那一排Atm机，还像沉默的哨兵一样蹲着，忠实地执行着使命：吐卡、吞卡、数钱、再吐出钱…那些冰冷的金属卡槽在日夜不息里折射出微光，仔细看去，里头仿佛也晃动过几张年轻、不知疲倦、混杂着不甘与渴望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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